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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前后，西藏局部叛乱逐步升级，严重威胁到西藏各族人民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昌都地区是西藏局部叛乱最早发生的地区，当地叛乱武装与川滇藏族地区逃窜来的康巴叛乱分子相勾结，叛乱范围广，危害大。面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的严峻形势。1958年11月，西藏昌都警备区党委把我父亲（宋继琢）从昌都警备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的职位上，调往昌都地区九代本任军事代表，习惯称呼党代表，并兼任俄洛桥区委书记（干任字第162号）。
当我父亲被任命为九代本军事代表后，就意识到其任务的艰巨性、危险性，一旦九代本发生叛乱，第一个被杀头的将是我父亲。然而曾在家乡本村担任过第一任支部书记，又在当地区政府担任过副书记，也曾抛家舍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老兵，经党培养教育二十几年，绝不打退堂鼓，为表诚心和决心，我父亲动员老伴带着一岁半的儿子（就是后来担任西藏军区副政委的宋景元）和两个月大的小女儿共赴九代本。和代表部的全体同志一道，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克服种种困难，顶住重重压力，最终稳住了九代本，不仅没有叛乱，反而积极参加平叛战斗任务。
熟悉九代本的前世今生才能有的放矢。“代本‘藏语’弓箭官”的意思，相当于团长。九代本成立于1921年，是1950年昌都战役期间，藏军17个代本中的一个，属二类编制，系步骑兵，编制500人，配有轻重机枪42挺，冲锋枪15支，步枪500支。代本为德格·格桑旺堆下辖如本(营长)2人,率兵250人，如本下辖甲本2人，率兵125人，甲本下辖定本（排长）5人，率兵25人，定本下辖久本（班长）2人，每班士兵10至12人。每个代本设“华达”1人，负责传口令，（墨加）2人负责行政管理，“格更”（教员）若干人，负责文书工作，医助2人；各班配置有军乐队；另有若干木、铁、银匠及裁缝等为军官服务，无事可请假外出做活。军饷、钱粮、黄色藏服（1956年，九代本官兵换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式服装）统一配发，或由兵户发给。军马自备、自食。士兵用食器皿、碗、锅、瓢等自备。等级森严，代本由贵族出身的人担任，如本（营长）以下军官由平民出身的人担任，士兵是世袭的，全是农奴出身。九代本和其他代本一样，在西藏地方政府的统治下，忠诚的保护农奴主的利益，残害西藏人民，吃喝用的全由驻地人民供应，组织松懈，纪律不明。
1950年10月九代本驻守宁静失手，与我父亲谈判，达成共识后通电起义，是藏军中唯一一个起义的代本。1951年5月藏军第九代本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昌都警备区第九步兵团，代本德格·格桑旺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昌都地区警备副司令员兼第九步兵团长。同日该团调驻昌都俄洛桥，唐嘎定一线，隶属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领导，担负警卫和军垦任务。1951年7月昌都解放委员会正式派出军事代表。
九代本从过去一个酋长式的军事组织，转变为正规的人民解放军队伍。但是基本体制没有改变，实行一长制，兵员全是藏族，全部信佛，没有退役制度，士兵可以带家属等。打人、骂人，酗酒打闹，赌博等现象时有发生(1970年4月总参总政以奴隶制军队与人民解放军性质相悖为由，下令撤销了解放军第九步兵团）。为改造和稳定第九兵团，我父亲一辈人主要抓了“两稳工作”。
一、稳住代本。
代本军权在握，官兵的生死命运在他手中，这种观念在官兵中是根深蒂固的，加之显赫的身世和本事才能，官兵望而生畏，一呼百应，因此稳住了代本就稳住了九代本，意义非常大。
德格·格桑旺堆1912年出生在西藏日喀则帕里一个贵族家庭，祖籍甘孜德格，少年时就读于拉萨达东私塾，1932年在贵族子弟校受训一年，1936年进入哲蚌寺读经书四年，1940年在西藏地方政府预备做贵族的培训学校学习、训练，第二年授任为朵麦技巧总督随从四品官，1946年被噶嗄政府授予藏军第九代本。他的思想上也存在着消极的东西，比如在较长的时间里，他的心目中贵族是至尊的，宗教是至上的。然而他是爱国的，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而光环多多，职务满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格桑旺堆作为祝贺抗战胜利的西藏地方代表团成员到了内地，游历了祖国的山川田园，知道了高原以外的世界，对国共抗击外国侵略者的伟大胜利印象深刻，并认为西藏噶嗄政府要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
1954年曾去北京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1950年10月，在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在宁静率部起义。曾受到张国华军长、李觉参谋长的接见，受到西南军政首长贺龙的嘉奖。他在少数上层分子中被认为是两面派、叛逆者。起义后于1951年元月任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军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八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昌都警备区副司令员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步兵团团长，同时任昌都专区支前总指挥部主任，昌都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光环和职务促使他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他是代本又身兼各种重要职务，因此，他是我父亲的领导，要尊重他，服从他的领导。认真落实应有的政治、生活待遇，有问题及时向警备区党委请示，汇报、解决。我父亲经常主动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争取他的支持和帮助，及时排除和解决工作中的阻力和困难。对于我们提出的加强组织纪律性的一些措施，例如完善和加强保密制度，严格请销假制度，杜绝不假外出。加强查岗，查哨等均支持同意，并在官兵中严令落实执行。我们根据他的指示，定期召开军民联防会议。加强军民联防，稳定社会秩序。
二、稳定军心。
藏军第九代本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官兵在政治上，生活待遇上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士兵的家属也按月领取生活补贴。全体官兵特别是农奴出身的广大士兵无比感激共产党，不忘初心，决心为彻底解放西藏人民而奋斗。在此基础上，我们设立了代表部，编制了参谋、干事、助理员、财务会计人员，负责政治文化教育，协助军事训练，领导军垦生产，保证军需物资、百货供应。还设了卫生所，有两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司药为官兵及家属看病治病。代表部一班人，上下团结，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我父亲把藏族官兵看做亲兄弟，说藏话：天叫郎、地叫萨，太阳叫尼玛，月亮叫达瓦，革命叫萨结，同志叫洛吞巴，东方红叫夏却玛，太阳升叫尼玛夏。吃糌粑，喝酥油茶。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如藏族不食鸡鸭，不食整蹄的马和驴，不食无齿的鱼等，不强迫。藏族官兵全信佛，请喇嘛念经，不阻拦。认真落实随军士兵的妻子每月发30元钱生活费，18岁以下的子女也发30元钱生活费的规定。我父亲他们还在九代本办子弟小学，招收六十余名学生，学习汉藏文。还选送年轻士兵到大邑县安仁镇学习、训练，学成回来当副排长。他们还组织忆苦思甜，提高阶级觉悟，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罪行，激发官兵的爱国热忱。我父亲经常组织召开排以上干部座谈会，露实情，讲真话。逢年过节我父亲都要挨家挨户走走，拉拉家常，他们请我父亲喝酥油茶，喝青稞酒，吃果子，吃牛肉干，关系十分融洽。当我父亲被调走的时候，他们为我父亲牵马送行几里地，依依不舍，有的还痛哭流涕。当我父亲在拉萨和山南，偶尔遇到他们，他们向我父亲敬礼，并说党代表好。这份情谊终生难忘。
通过上述工作，1959年3月份，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叛乱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步兵团除老弱病残看守营房和生产外，其余干部全部踊跃报名分配到各部队参加平叛战斗。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九代本选送到内地步兵学校和西藏学校的青年战士全部奔赴前线作战，他们当中十几人立三等功，次仁、巴旦加措被授予二等功。与此同时第九步兵团的官兵在1959年前后克服种种困难，不辞劳苦，开垦荒地300余亩，耕种土地共计1300余亩。组建了昌都地区最大的综合农场，生产的粮食除自给外，每年都要向国家上交粮食、酥油、肉食、蔬菜几万斤，好年成10万斤以上。
三、我父亲在西藏九代本工作主要体会有三点：
第一点要想工作好，要有一个好领导。我父亲在九代本工作期间，远离部队领导。代本既是我父亲的搭档，更是我父亲的领导，因为他是警备区第一副司令。他的形象有康巴人的特点，黑、瘦、高，身高1米8左右，高颧骨，讲话慢条斯理，循循儒雅，待人和气，他非常支持我父亲的工作，他们成了好朋友，他向我父亲交了工作底线，使我父亲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并称赞我父亲热情高、干劲大、有方法，我父亲工作再苦再累心也甜。第二点要想工作好，得有好帮手。工作期间他们代表部的同志，包括家属如同一家一样，你帮我，我帮你，互敬互爱，勤奋工作。他们都是我父亲的好帮手，特别是蒋干事（就是后来的西藏军区副政委蒋成光少将）他了解藏情，通晓藏族语言，能讲流利的藏语，所以他经常陪我父亲同藏族官兵谈心，交流思想，并作翻译。他们经常三人骑，我父亲和警卫员小钱（后来到分区做放映员）、蒋干事各骑一匹马，下乡去调查民情，识民意，深入做群众工作。后来他们都调到军分区群众工作科工作，我父亲当科长，他当干事，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三是要想工作好，要有个好伴侣。我父亲的老伴儿虽然没有文化，但她能背诵老三篇（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虽然没有工作，但识大体，顾大局，明是非，讲道理。无论我父亲在地方工作或在部队工作，她都任劳任怨，操持家务，伺候老的，抚育小的。随军之后陪伴我父亲，特别是她陪伴我父亲在九代本工作期间，住干打垒，吃糌粑，抚育年幼的子女，与藏族妇女打成一片，教她们烙饼，包饺子和缝补针线活。因此都很尊重她，称她为大姐。有时孩子有病或到昌都办事，就趁我父亲到警备区开会、汇报工作之机，搭乘我父亲的专车（马拉车）颠簸20余里，去昌都75医院看病，到昌都城办事。没有沾我父亲一点光，反而陪我父亲吃了不少苦头，从不添堵，不添乱，不吹枕头风。同甘共苦几十年，不离不弃。我父亲热爱西藏，对得起西藏，对得起西藏人民。但在家庭中我父亲上对不起父母，下对不起子女。正如西藏军人流传的：丢了票子、误了孩子、没了房子、苦了妻子，但愿无人把我们当傻子。
我父亲在九代本工作期间，由于代本格桑旺堆在昌都地区兼职较多，大部份时间在昌都解放委员会驻地办公，不在九代本，实际主政九代本工作的是我父亲。如何让这支特殊的部队，在特殊的情况下，不被裹胁叛乱，不抹黑解放军。任务十分艰巨，为此，决心脱一层皮，也要做好稳定军心的工作。我父亲认为广大藏族官兵都是普通人，普通人都很平凡，但讲真诚，因此要以心换心，以真换真，不仅要说，更要做，他实打实地带领官兵苦干实干，圆满地完成了军垦、警卫和平叛任务，赢得了广大官兵的拥戴，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于1960年经昌都分区党委批准，我父亲为先进工作者，当我父亲因病57岁离开西藏，进成都干休所，体重增加了40斤。
为了防止其他代本的藏军策反和袭击，我父亲亲自组织指挥带领官兵用简陋的工具在营区修筑工事，并在营区不同方向建造了两层楼式的碉堡，不仅起了防御作用，也使官兵们看到了代表是信任他们的，从而凝聚了军心，团结一致，跟着共产党走。
我父亲经常在官兵中宣讲党的、军队的优良传统，特别是九代本自身的光荣历史传统，例如1951年白手起家，广大官兵用牛骨、木棍、藏刀、石块等采石、伐木、修营房、建营区；例如组织私人骡马400余匹参加十八军支前运输队，运送大米、银元，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又例如1952年至1954年担负飞机空投军需物资及银元的寻找任务，无论空投物资落入雪山、河流，都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去捞救，受到张经武同志的称赞等，广大官兵充满了荣誉感、自豪感，增强了自信心。
在工作期间他组织，引导官兵忆苦思甜，倒苦水，挖苦根，畅谈共产党把苦变甜的现实，提高广大官兵的觉悟，激发劳动生产热情。在开荒生产中不怕苦不怕累，代表、营长、连长带头干，经常是孩子老婆齐上阵，辛苦耕耘土地1300余亩，每年产粮几十万斤，自给有余，还上交国家和支持兄弟部队，同时还放牧牛、羊、猪、马，自制酥油，青稞酒等。
九代本起义后圆满地完成了军垦生产，平叛剿匪、民主改革修路运输等诸项任务。因此1961年4月8日，西藏致敬团赴北京，德格.格桑旺堆作为昌都地区代表团团长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6年5月西藏军区授于格桑旺堆大校军街。
（特别感谢蒋成光副政委提供有关资料）
（1920年6月27日～2025年10月19日）
附：
宋继琢老革命小儿子宋景原的评语：写得很好，好几次流泪，当年老革命在西藏和藏族同胞打成一片，尊重民族习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深深地得到了藏族各阶层的拥戴。记得父亲曾经说过一次他外出，骑着马穿着藏装，差一点被误伤，子弹从头上飞过，后来通过喊话才和搜山的解放军消除误会。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我父亲他们住过碉堡，当时是几家人住在一起，小孩们只觉得新奇好玩。
蒋成光评语（西藏军区副政委）：这篇回忆录，只写了宋继琢同志几十年部队经历的一小部分，其中的艰辛、曲折只是冰山一角。据我所知，宋继琢同志随部队进军西藏，参加了多项艰难的工作，政治上：参加了修公路，民主改革，群众工作以及培养人员。军事上：宋继琢同志参加了昌都地区的平叛，对印自卫反击战并担任战俘营长（该战俘营有超过六百名印度战俘）。虽然这些工作难度大，工作性质差别深，但宋继琢同志还是取得了优秀的成果。我蒋成光能有机会及能力去为党和人民做贡献，也是离不开宋继琢同志的悉心教导。
总体来说宋继琢同志的一生是艰难曲折的，是努力且勇敢的，更是充满希望的。军队造就了他性格坚定、做事果断、团结同志、勇挑重担的素质。他为国防事业及西藏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还在有限的时间中维护自己的家庭，教导自己的后代。即顾了大家也顾了小家。这样的人是伟大的，更是令人景仰的。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整理者简介：
刘光福：籍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1972年12月入伍，在西藏日喀则边防服役16个春秋，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职干事，连政治指导员，驻岗巴县56206部队副部队长转业返渝。转业就职于重庆市石柱县建设银行支行至光荣退休。“青春无悔、赋闲怀旧”，律诗、随笔等“思念战友，追忆边防”的真情流露，被军地友人广泛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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